故宫文物南迁是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组织的文物南迁活动。1933年1月31日山海关陷落以后，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为避免20世纪初的悲剧再次上演，遂决定将故宫的文物分批转移至上海。南迁的文物包括故宫、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的近两万箱文物。1936年底，南京朝天宫库房建成后，部分南迁文物被运抵南京。大批南迁文物在猛烈炮火的进攻下分三路被运往西南，四川和重庆各地区都暂存了大量故宫文物，自此故宫的国宝开始了长达十五年之久的南迁之旅，直到1947年这些文物才陆续回到当时的“中华民国”首都南京。还有一部分文物南渡台湾，至今仍被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

故宫南迁文物经历了上万里的路程，在战火之中穿越大半个中国，几百万件文物没有一件丢失或损坏，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件件故宫文物，都是中华民族千年历史地见证，是中国劳动人民汗水与智慧的结晶。中国人民珍视自己的历史，更要身体力行、竭尽所能将本民族的历史保存下来。看到文物南迁的壮举，更要看到为实现这一壮举而在背后付出努力的文博工作者们。在侵略者进攻祖国腹地时，故宫博物院的工作者在自己朝不保夕的境况下，也为文物南迁的顺利进行呕心沥血、奋力拼搏。故宫先贤们在故宫文物南迁的过程中流传下来的精神，也值得我们后世铭记，并将这份宝贵的精神遗产继承下去，把历史的重担一代一代传承。本文将以档案资料、历史事实为基础，深入探讨故宫文物在南迁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财富。明年，正值紫禁城建成600周年、故宫博物院成立95周年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回顾故宫往昔岁月峥嵘，追寻时代为它赋予了新的精神内涵。

一、高瞻远瞩，珍视历史

1931年“九·一八”事变。自此，中国东北全境沦陷，1933年1月3日，中国的山海关陷落，侵略者意图谋取华北。在中国华北危在旦夕的情况下，作为华北大城市之一的北平显然成为了不能不夺的战略要地。故宫也叫紫禁城，是明清两朝的皇家宫殿，是中国传统建筑之集大成者，同时故宫内也珍藏了历代珍贵文物，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同时也是全人类的伟大的文化遗产。战争对任何人类文明的伤害无疑都是巨大的，此时故宫的文博工作者们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中华民族宝库的故宫以及其珍藏的文物不能冒着在战火下被掠夺或被损坏地风险。时任第一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等人有未雨绸缪的意识，提议将故宫文物南迁，以保证安全。

文物尚未搬迁时，有大批赞成者，反对的声音也是络绎不绝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便在其中展开论战，你来我往，不遑多让。北平市人心惶惶，大多数居民反对将文物南迁，他们认为如果将文物移出宫门就相当于政府决定放弃北平甚至整个华北，文化界的名人如同胡适、徐志摩、鲁迅等也反对故宫文物南迁。鲁迅还借此写了一首诗讽刺将故宫文物南迁的提议：“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①此时，故宫博物院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故宫陈列所前所长周肇祥曾是最激烈的反对者，他到处进行讲演，带领群众集会反对文物南迁，还给支持和参与南迁的工作人员寄信，极尽所能干扰搬迁工作。

就是在这种反对之声远远高于赞同之声的情况下，以易培基院长为首的故宫博物院的文博工作者们还是力排众议，坚持要将文物迁出故宫，以存续中华文脉。被占领的土地还可以再夺回来，可是珍贵的文物损坏后便不能再复原或是复原到最初的模样，故宫的文物如果不及时转移只会面临被毁坏和被掠夺两种命运。故宫文物南迁者认为必须未雨绸缪早做打算，将文物转移到安全地带。

文物南迁者们认为时人应当吸取教训，若是不及时将故宫文物尽快转移出北平，中华文化数千年之精华则很有可能毁于敌人之手，步了圆明园的后尘，再次成为中华人民扼腕痛心的一笔。在甲午战争时期还制定过《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让人不得不警觉。

易培基先后致电了当时身在南京的故宫博物院秘书长和“行政院”院长，要求惩办周肇祥，并陈述了故宫文物南迁的必要性，请求尽快批准其将故宫文物南迁事宜。

在当时反对声势浩大的重重阻力下，以易培基先生为首的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抵住了当时民间和官方的各方压力，认真考虑了若是不将文物南移的后果，那将是时人及后代子孙所无法承担的物质和精神损失。正是这一批有识之士在危难到来之前能够深思熟虑，预见到危险的可能性，才能避免这种全民族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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