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研究

对话李建平国魂所系心向力行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3-05

2015年10月9日,广西社会科学院。

为了解广西抗日战争研究情况,《文化与传播》编辑与广西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建平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访谈。李建平研究员朴实勤奋、治学严谨。中国当代抗战文化研究虽然几起几落,李建平在抗战文化研究领域坚定前行,毫不动摇。他不但一直在这个领域里执著耕耘,取得大量成果,而且还带动了广西一批学者继续努力,影响着全国一些学者坚持研究,使得广西成为全国抗战文化研究的重镇,而广西的抗战文化研究也发展成为广西地方优长学科,并且在全国学术界产生了影响,李建平也因此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军者。

【本期对话嘉宾】

李建平,广西陆川人,1952年10月生于桂林,中共党员,现任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二级研究员、编审,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兼职教授,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生导师,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会长、广西桂学研究会副会长、广西中国语言文学学会副会长、广西先进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广西知青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自治区社科联第七届委员会常委;系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本期访谈主持】

《文化与传播》编辑

(一)【学术人生】

“抗战”遭逢——走上抗战文化研究

李建平:首先说明,所谓“领军者”,是几个月前一位学者在《广西日报》介绍广西抗战文化研究概况的一篇文章里提出的,是否合适,还要若干年后由历史来证明。说到抗战研究,我们这一代伴随着新中国成长的学人,对抗战的记忆,是从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等开始的,那一段灾难深重的历史岁月和抗日英雄的传奇故事,在当时十来岁孩子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然而,真正令我震撼的“抗战”遭逢还是发生在1978这个中华民族转折的年份。我父亲是大学教师,受他的影响,我从小爱读书,到农村插队后对文学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兴趣,1976年开始写诗,一首写知青的诗作被桂林市文艺创作办公室编的《红花烂漫》和《广西文艺》收入发表,1977年又发表了几首。1978年,我由一名地质队工人成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开始生命中新的转折。也就是在进入大学后,我开始了接触抗战文化、从事抗战文化研究。直接的缘由是,1978年我为了写一篇桂林山水游记,来到了七星公园的普陀山。在那里,我看到了在桂林保卫战中卫国殉难的陈济桓、阚维雍、吕旃蒙三位爱国抗日的将领的墓冢,我还看到了抗战时期桂林保卫战中战死将士的“八百壮士公墓”,英烈的墓冢和事迹让我受到很大的震撼,在那空无它人的山坳中,我受到了一次心灵的洗礼。由此关注桂林抗战史和抗战文化,转向了资料收集和学术写作。

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了许多思想禁锢和学术藩篱,使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得以深入开展。70年代末开始,由周恩来领导的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内的进步文艺运动,其贡献和作用也得到充分的肯定,出现了大力开展国统区抗战文艺研究的新局面。陈济桓、阚维雍、吕旃蒙三位爱国抗日的国民党军将领,在80年代初也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由此兴盛起来,我积极参与到对桂林抗战文艺的研究之中。我在1979年底到1981年初的一年半时间里,将桂林的广西第一图书馆(今广西桂林图书馆)和南宁的广西第二图书馆(今广西区图书馆)所藏抗战时期出版的文学艺术刊物基本查阅完了,做了大量资料卡片,1981年暑假又到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柏林寺分馆补充了一批资料,在当年的《广西大学学报》发表了第一篇研究长文《桂林文化城期刊简介》,1982年,毕业论文《论桂林文化城在国统区抗日文艺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在《广西大学学报》发表。由此一路走来,30多年了。

编辑:大学时代您在先烈和时代的感召下与抗战文化研究产生了不解之缘,大学毕业后您又是如何续写这段缘分的?

李建平:1979年至1982年这一段孤军奋战的经历,奠定了我30多年来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基础。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广西文学》编辑部工作,开始做文艺评论编辑工作,也写些评论文章。三年后我被调入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从事专业研究工作,研究方向即桂林抗战文化。在80年代和90年代里,我写了《桂林抗战文艺概观》、《抗战时期桂林文学活动》两书,与蔡定国、杨益群两人合作写出《桂林抗战文学史》,参与丘振声主编的《桂林抗战文艺词典》写作,参与武汉学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日战争文化史》的写作。1988年12月,在当年曾在桂林从事抗战文艺活动的老作家林焕平的倡导下,广西有关学者组织起来,成立了广西抗战文艺研究会,他担任会长,我担任了秘书长。个人的研究激情与集体的力量会聚在一起了。由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在第二任会长丘振声和桂林市政协副主席魏华龄的先后主持下,广西学者出版了8本《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成绩斐然。1996年底,由于丘振声会长身体欠佳,后又移居香港,我接替做了法人代表,开始主持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的工作。在此期间,我主持了将广西抗战文艺研究会更名为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并在广西区民政厅登记的工作。2001年,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的选举,我担任了第三任会长,以后又连续在第四次、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连任,担任会长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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