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为什么被西南联大开除别解

在陆建华先生所著的《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中，陆建华首次向外界公开披露了汪曾祺被西南联大开除的事，这本书是全国第一本关于汪曾祺传记的书，且出版时正值汪曾祺去世不久，所以影响较大。汪曾祺于一九三九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本来应于一九四三年毕业，但由于英语、体育不及格，只能延长一年学业，待英语、体育补考及格再补发毕业证书。然而，一九四四年因抗战之需，西南大学根据当局要求，所有应届毕业生中的男生(体检不合格除外)必须为美军陈纳德的飞虎队作翻译和入远征军赴缅甸作战，不应征者一律开除。

汪曾祺时在应征之例，但他却没有去。《汪曾祺传》是这样叙述的：

“报到那天，汪曾祺翻遍行李，却找不出一条没有破洞的裤子，总不能穿着破裤子去报到吧？汪曾祺怕丢脸就没有去，错过了报到时间，可不能像英语、体育不及格那样再补考，汪曾祺因此被学校按规定开除。”

关于没有应征事，汪曾祺也对他的子女讲过，其中也提到了破裤子。他(汪曾祺)说，“他没去当美军翻译其实另有原因：一来觉得外语水平太差，恐怕应付不了这个差事；二来当时生活十分窘迫，连一身像样的衣服也没有，身上的一条短裤后边破了两个大洞，露出不宜见人的臀部。于是到了体检那天他索性就没有去。”(见汪朗等《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然而，有人对汪曾祺此说提出疑义。曾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张源潜先生说：“因为没有一条完好的裤子而不去报到的。这话很难教人相信。战争时代，穷学生没有完好的裤子比比皆是，就是教授的裤子也少不了打补丁，何况一进译员训练班，马上发给全套美军制服。”张源潜先生还认为：“甘愿被开除学籍而不去服役，总该有深一层的原因，联系他的英文不及格，经重读而延长一年，是不是怕不能胜任口译任务呢？军队生活有严格纪律，他散漫惯了，不能适应。再者，翻译官也要上前线，生命或有危险(确有几位殉难的烈士)。总之，这些理由中任何一条，总比一条完好的裤子更接近实际一些吧。”笔者认为，此说是有道理的。不过深一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我以为，汪曾祺不去报到，不去服役，当然不是因为“没有一条完好的裤子”。明眼人一

看就会明白，所谓破裤子说，乃托辞耳。至于说是英语不好怕干不了翻译也有点道理，但也非根本原因。究竟出于何故，从他的一些文章中却可以揣测与探寻出一些缘由来。

汪曾祺在《七载云烟》中坦言，到西南联大“我就是冲着吊儿郎当来的。我寻找什么？寻找潇洒。”在汪曾祺关于西南联大的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西南联大“自由”的看重或推崇。西南联大“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汪曾祺《西南联大中文系》载《汪曾祺全集》第四卷)正是这种自由，无形中也培养和成就了他的自由——潇洒！

从军作战，这当然是不潇洒的，对于不潇洒的事，汪曾祺当然不干了。我想，这就是汪曾祺不应征的深层次原因。而这样的潇洒固然与汪曾祺的性格有关，也离不开当时的西南联大的相对自由的背景。

平心而论，当时的西南联大的民主、自由度的空间在国统区甚至是绝无仅有的。且举一两例为证吧。

曾经就读于西南联大的何兆武先生之《上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说：“我在二年级的时间才十九岁，教政治学概论的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年轻教师周世逑，他的第一节课给我的印象就非常深。他问：‘什么叫政治学？’政治学就是研究政治的学问，这是当然的，那么，什么叫政治？孙中山有个经典定义‘政者，众人之事；治者，管理。’所以‘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这是官方的经典定义。可这位老师一上来就说：‘这个定义是完全错误的……’。”据张鸣《西南联大的‘党义’课》一文中讲，西南联大甚至对每周一次的“总理纪念周”的政治仪式也是抵制的，每逢纪念周，就于中午十一点半学生午餐时间由“训导长出来，站在操场上，自己背诵一通总理遗嘱，就算了事。”甚至当教育部长陈立夫为此“亲自出马，到联大演讲，试图说服学生。……没想到训到半截，学生们像约好一样，拼命呼喊抗战口号，把个陈部长喊得七荤八素，脑袋大了几圈，实在讲不下去，只好识趣收兵。”(载《各界》2014年第3期)

即以征调此事为例，西南联大的应届毕业生从总体上说是服从应征，积极投入到爱国抗战中去的；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和举动。当时“在西南联大影响很大的中共地下党掌握的民主青年同盟也不赞成学生加入青年远征军，甚至不惜与他们尊敬的师长展开激烈辩论。”其时，学生中“有人把辣子粉涂在肛门上，引起痔疮复发，希望不能通过体检。”法律系的李模也表示不能应征(见闻黎明《关于西南联合大学战时从军运动的考察》，载《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3期)，还有的学生散发和张贴反对征调的传单。(见[美]杜易强《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合大学》载《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这一决定在联大引起了争议。张奚若教授发表谈话，力劝同学们不要盲从。他认为政治如不民主化，军队如不国家化，则所谓建军，实徒私人利用，军队之素质与待遇决不能因此提高。”(见侯德础《略论抗战后期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载《民国档案》2006年第2期)。这样的背景，不能说对汪曾祺没有影响，也许还是触发汪曾祺不去报到的根本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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