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崇安县[1]地处闽浙赣三省交界地带，北临江西上饶，东接浦城，与浙江衢州、金华相距甚近，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近代以来，崇安县盛产茶叶、竹笋、香菇和纸张，经济较为繁盛，故有“金崇安”之说和“花不尽的崇安钱”之誉。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国共双方角逐于南方各地的革命根据地，崇安县因地处闽浙赣交界地带，深受国共“围剿”与反“围剿”的影响，频繁的战争动乱使得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经济萧条。1934年末，随着中央红军北上，国民党政府得以重新占领崇安县。为恢复经济生产，崇安县在国民党福建省政府的支持下积极开展垦荒运动。但不久之后，由于抗战全面爆发和国土大面积沦陷，国内粮食供给问题日趋严重。为配合国民党政府粮食增产计划，崇安县成立了垦务所开展移垦工作，接收了来自浙江、台湾等地的难民，此举推动了当地的粮食生产。

近年来，关于抗战期间的垦荒运动已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学者们依托地方档案对垦荒事业进行了详尽叙述[2]。福建省地处东南沿海地区，地理环境和农业生产模式均与北方大相径庭，对福建省垦荒运动进行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垦荒运动史的另一镜像。崇安县地处闽浙赣边区，移垦至此的群体既有日据台湾下的台籍难民，亦有邻省浙籍、赣籍的难民，还有福建省内沿海地区的难民，因此崇安垦荒在福建垦荒史上有一定的特殊意义。近年来对台籍难民[3]来崇垦荒的研究已有不少，但对于人数更为庞大、垦荒时间更早的浙籍垦民，学界却缺乏足够关注。从1936年至1945年，有近7000多名浙籍垦民来崇开垦荒地。但随着垦荒运动的深入，土农和客农在经济上的纠纷也愈发频繁，进而造成严重的土客之争。值得关注的是，同样为抗战背景下垦荒运动，武陵地区的土客却形成了和谐共生的关系，因此崇安地区土客农之争的例子说明了，当土客农间出现切身利益的纠纷时，“国难当头”的民族认同在地方社会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是有限的，正如孔飞力（Philip A.Kuhn）在研究中国移民史时所言，“在历史上，中国移民之间基于方言和地缘的亲情，远比身为中国人的国族情感更为恒久炽热”[4]。本文在基于多方史料的基础上，梳理浙籍垦民来崇与赴崇垦荒的基本史实，进而分析抗战大背景下垦荒运动为何出现严重的土客之争和逃垦弃垦现象。

一、“金崇安”的破灭

崇安县地处福建北部，“土质肥沃，气候温和，东南及中部平坦，农产较富”[5]。自中国茶叶贸易卷入国际市场后，当地的农业经济便依托传统而庞大的茶叶贸易，并带动竹笋、香菇和土纸等特色商品的发展，“在全盛时代，纸的输出每年有三百万元，大多数由江西各县所消费，笋和香菇也有三百余万元，浙赣一带为他们的消费地”[6]。对于崇安而言，茶叶贸易和其他农产品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远大于粮食生产经济产值。早在19世纪中叶，曾探访崇安县的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就写道，“县城周围都是山，有些山上种了很多茶树，尽管山坡上东一块西一块有些较为肥沃的地块，但是这些山看上去大部分都很荒凉”[7]。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也表明，崇安县“因自然环境优越，农业生产较易，生活易于解决，致一般农民习性懒惰，每年农产除稻谷外，其他作物极少栽培”[8]。

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发生了转变。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南方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此影响下，1930年中共崇安县委便建立了一个与中央苏区遥相呼应、与赣东北苏区互为犄角的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苏区，而后又被划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版图[9]。随着国共两党“围剿”与反“围剿”的激烈角逐，地处苏区边缘地带的崇安陷入战火，当地的农业、商业遭到严重打击，有近三分之二的土地荒芜，人口亦从1930年的14.9万降至1936年的4.8万[10]。1935年初，重新主政崇安县的国民党政府急欲振兴经济，国民党县长陈正民说：“崇安夙称产米之区，今荒弃至此，若不设法救济，则丁赋损失，民食堪虞。”[11]在此背景下，崇安县开展了垦荒运动。闽浙赣三省交界地带历来人口交流极为频繁，当赣东北发生动乱时当地百姓纷纷逃往福建或浙江，如1930年和1931年间曾有万余名来自江西上饶、铅山、弋阳、横峰等地的难民涌入浙江衢县、金华、龙游等地[12]；当赣东北因战乱人口减少时，浙江亦有迁移难民至上饶、德兴、横峰等地开垦荒地的计划[13]，所以崇安县陷入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急需移垦难民的境遇之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当即予以关注。1936年，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便致电福建省政府“拟移民闽北垦殖”，并派宋增渠、陈国瑜等人赴闽北进行调查[14]，而此事亦与福建省的垦荒计划不谋而合。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闽浙两省对垦荒运动尤为关注。杭州沦陷使得大量难民涌入浙江西南部，为稳定地方秩序和减少安置经费，浙江省政府积极选送难民移垦闽赣，而福建省政府因粮食紧缺急需大量人口开展垦荒运动，由此开启了一段浙人入闽的垦荒运动史[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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