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保存工业力量以便坚持抗战，将大量企业工厂内迁到西部，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重要条件。战争结束之后，许多内迁的民营企业开始着手复员回迁，但是却面临内外困难的冲击，复员之路举步维艰。部分内迁民营企业的复员得到了政府一定的支持，完成了回迁，却使战时后方刚刚起步的工业发展陷入停滞，工业布局也再次回归到战前。

当下对于抗战时期内迁民营工厂的研究较多(1)其中一类研究着眼点主要在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如何领导东部企业工厂内迁，较有代表性的如王卫星的《资源委员会与抗战初期的工厂内迁》、薛毅《资源委员会与抗战初期东部地区企业内迁》等；一类则关注于具体人物对于工厂内迁的作用，例如王子韩的《胡厥文抗战时期组织工厂内迁》、周绍英的《林继庸与抗战时期的工厂内迁运动》等；也有一些研究以各区域的工厂内迁为研究对象，如朱婷的《抗战时期上海民营工厂内迁与内迁中的民族企业家》、郭其耀《抗战初期武汉工厂内迁》以及孙宅巍的《抗战中江苏地区工厂的内迁》等；还有一些研究则主要考察内迁工厂对于西部地区发展的促进作用，如史文龙的《抗战期间工厂内迁对西部发展的作用》、曾长秋的《抗战时期中国沿海工厂的内迁及对内地经济的影响》等；此外也有一些研究对抗战时期工厂内迁的过程及意义做了整体评述，如梁士刚的《试论抗战前期民营工业的内迁及其发展》、魏宏运的《抗战初期工厂内迁的剖析》以及孙子文的《抗战史上艰辛的一页——民营工厂内迁述评》等。，如王卫星的《资源委员会与抗战初期的工厂内迁》(《学海》1994年第1期)一文较为全面地分析了资源委员会在抗日战争中领导工厂企业内迁所起的作用；王子韩的《胡厥文抗战时期组织工厂内迁》(《世纪》2006年02期)一文阐述了胡厥文作为一位民营企业家在抗战中组织领导工厂内迁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孙宅巍的《抗战中江苏地区工厂的内迁》(《江苏地方志》2007年05期)以江苏地区的工厂为着眼点，论述了当时该地区工厂内迁的情况；而史文龙的《抗战期间工厂内迁对西部发展的作用》(《法制与社会》2009年10期)则从内迁工厂对中国工业布局影响的角度出发，对抗战内迁作出了评价；此外梁士刚的《试论抗战前期民营工业的内迁及其发展》(《抗日战争史论文集——中国现代史学会第四、五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1987年 》)，则对抗战中工厂内迁的过程及此后企业的发展做了论述；王鑫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后方工业发展及其长期效应:一个量化历史研究》一文中运用经济学方法在一系列统计数据的支撑下对后方工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最后通过计量模型考察了战时后方工业所带来的长期效应；此外一些硕士论文如鲁风萍《抗战时期民营机器厂研究(1937—1945)——以重庆顺昌铁工厂为例》(2019年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王喜琴《抗战时期的南京永利铔厂》(2018年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等则以具体的内迁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战时内迁工厂的发展情况。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抗战内迁工厂的认识，基本展现出了抗战内迁民营企业的基本情况，以及内迁企业对于当时经济发展、工业布局等方面的影响。但应当看到的是这些研究主要是针对抗战初期各民营工厂内迁的发起及内迁的艰难过程和抗战期间各内迁工厂在大后方的发展等问题，而对战后内迁工厂复员问题的专门研究却相对缺少，只是在一些经济史研究著作中偶有涉及，较少有专文论述。研究战后内迁民营工厂的复员问题，对我国工商业在特殊环境下如何求得生存，解读战后民营企业实际状况具有一定意义，同样是抗战内迁工厂历史研究的重要一环。

一、战后内迁民营工厂复员的背景及原因

(一) 抗战结束后内迁民营工厂在大后方的发展状况

抗战胜利后西南大后方区内的民族工矿企业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厄。许多工矿的产品销不出去，连日常开支也难以维持，加上信用收缩，银根紧迫，债务催逼，周转失灵，以致陷入进退维谷、走投无路的困境，不得不大量停工倒闭。当时重庆全市1 405家工厂中，停工倒闭的竟达千余家；云南全省公私工厂计有71家，自抗战胜利后，因资金周转不灵，已停业37家(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财政经济：三[G].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443.；贵州全省在抗战胜利前原有大小工矿企业1 500家，至1945年11月初，关闭的已达60%以上(3)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G].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192-193.；据《新华日报》1945年11月12日载，西安工厂也大量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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