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10日的《雅各宾》网站上，刊载了张悦然（音译）针对安德鲁·刘2020年的新著《茶叶战争：中印资本主义史》一书的评论，题为《资本主义并非“自由劳动”体制》。 张悦然指出，尽管人们都说一般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但从非欧洲中心视角来重写这段历史的尝试却并不多见，就此而言，《茶叶战争》就是一种极好的努力：它考察了清代中国与同一时期英国殖民地印度产茶地区之间激烈的资本主义式竞争，并试图表明这一竞争关系是如何塑造了两地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发展及其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的。 十九世纪，全球茶叶贸易方兴未艾，而中印产茶地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尚能在全球茶叶市场中占据上风，到了十九世纪末，印度却后来居上。对于此一变局，常见的理解要么以为原因在于印度阿萨姆地区自然条件更为“优越”，要么认为先进技术的引入至关重要。《茶叶战争》另辟蹊径，认为问题的关键，乃在于竞争压力驱使资本家（中国茶商和印度茶园主）重新组织了劳动管理，以寻求更为低廉的成本和更为高额的产出。具体而言，他们采取的往往是与现代资本主义之工资劳动制大相径庭，并高度具有胁迫性的劳动关系模式，借助这种“前现代”模式，他们试图使得对于工人的招募越发廉价，而工人要承担的劳动却越发辛苦。这样一种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与我们常见的“向资本主义转变”说并不相同：“转变说”将资本主义界定为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然后问某个社会是否在设法向资本主义“转变”。而《茶叶战争》则认为更具启发性的问题是，某个社会是如何被卷入世界范围内竞争性的资本积累轨道之中的。进而言之，随着全球市场日趋交融并更具竞争性，彼此竞争的资本被驱使以多种方式、在各自社会语境中利用任何可用的手段，来重新安排商品生产活动并强化劳动榨取，就此而言，所谓“非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从非欧洲中心的视角来看，本来便也是无法从资本主义那里割裂开来的一部分。 《茶叶战争》也引出了一系列问题：既有的阶级关系如何使得资本对于生产关系的重组成为可能？它又在哪些方面限制了这样的重组？被重组之后的生产关系又是如何塑造了阶级认同、改变了阶级能力，并激起了新的斗争？对于依然身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的全球南方来说，这样的问题，恐怕还是绕不过去的——而《茶叶战争》“从边缘书写中心”的尝试，也正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2021年1月10日的《雅各宾》网站上，刊载了张悦然（音译）针对安德鲁·刘2020年的新著《茶叶战争：中印资本主义史》一书的评论，题为《资本主义并非“自由劳动”体制》。张悦然指出，尽管人们都说一般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但从非欧洲中心视角来重写这段历史的尝试却并不多见，就此而言，《茶叶战争》就是一种极好的努力：它考察了清代中国与同一时期英国殖民地印度产茶地区之间激烈的资本主义式竞争，并试图表明这一竞争关系是如何塑造了两地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发展及其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的。十九世纪，全球茶叶贸易方兴未艾，而中印产茶地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尚能在全球茶叶市场中占据上风，到了十九世纪末，印度却后来居上。对于此一变局，常见的理解要么以为原因在于印度阿萨姆地区自然条件更为“优越”，要么认为先进技术的引入至关重要。《茶叶战争》另辟蹊径，认为问题的关键，乃在于竞争压力驱使资本家（中国茶商和印度茶园主）重新组织了劳动管理，以寻求更为低廉的成本和更为高额的产出。具体而言，他们采取的往往是与现代资本主义之工资劳动制大相径庭，并高度具有胁迫性的劳动关系模式，借助这种“前现代”模式，他们试图使得对于工人的招募越发廉价，而工人要承担的劳动却越发辛苦。这样一种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与我们常见的“向资本主义转变”说并不相同：“转变说”将资本主义界定为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然后问某个社会是否在设法向资本主义“转变”。而《茶叶战争》则认为更具启发性的问题是，某个社会是如何被卷入世界范围内竞争性的资本积累轨道之中的。进而言之，随着全球市场日趋交融并更具竞争性，彼此竞争的资本被驱使以多种方式、在各自社会语境中利用任何可用的手段，来重新安排商品生产活动并强化劳动榨取，就此而言，所谓“非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从非欧洲中心的视角来看，本来便也是无法从资本主义那里割裂开来的一部分。《茶叶战争》也引出了一系列问题：既有的阶级关系如何使得资本对于生产关系的重组成为可能？它又在哪些方面限制了这样的重组？被重组之后的生产关系又是如何塑造了阶级认同、改变了阶级能力，并激起了新的斗争？对于依然身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的全球南方来说，这样的问题，恐怕还是绕不过去的——而《茶叶战争》“从边缘书写中心”的尝试，也正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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