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在国立暨南大学任职时期的郑振铎

郑振铎著：《劫中得书记》

抗日战争进行到1939年，坚持在上海“孤岛”做文化救亡工作的郑振铎眼看大量珍贵孤本秘籍或被敌人和外人攫走，或惨遭散佚毁坏，心急如焚。他想：明末大乱时，黄宗羲保护典籍于兵火之中，虽然无法讲学、研究，而藏书却得以流传于世；叶林宗在战乱中藏书尽失，但后来重新购入，数量反而超过先前。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这样啊！他更想到将来战争胜利后，国家重建时更是必需文献资料。因此，在抗战中他竭尽全力，遇好书必救，真有点像立志移山的愚公、决心填海的精卫。

然而，个人的财力毕竟有限。他只好常常做一种令人很难理解的事：为抢救一部或一批古书，便将以前抢救下来的书拿去做抵押，借来钱后先将要抢救的书买下，然后再设法将抵押出去的书赎回，当然还得付利息。有时无钱赎回，简直顾此失彼，成了挖肉补疮。这时，不仅家里越来越困难，妻子屡次因经济问题与他闹矛盾；而且，外面还有种种流言蜚语：有讥笑他是傻瓜的，有胡说他买书的钱“来路不正”的，有怀疑他的购书动机的，甚至还有诬蔑他是为坏人买书的。对此，郑振铎全然不顾。他更着眼于抢救“民族文献”，特别是反映中华民族几千年勤奋、坚韧、反抗、斗争的书，他有见必收，而且都写了题记。等到他收了八九百种书时，家里的钱也就都花完了。

在心烦意乱、孤愤莫诉的情况下，郑振铎将一部分题记整理了一下，共89则，取了个《劫中得书记》的题目，又写了一篇长序，在《文学集林》上发表了。在这篇序文和这些“得书记”中，他记载了自己历尽艰辛抢救民族文献的故事，更不消说其中含有很多精湛的版本鉴定和学术见解，很多人读了，除了增长知识外，更为他的爱国精神所鼓舞。同时，郑振铎又透露了这次发表的“得书记”只占他劫中所得书的不到十分之一。因此，友人们便纷纷希望他继续写、继续发表。阿英读了这些“得书记”后，还特地赠送给他好几种明刊王思任、钟伯敬等人的文集，使他感动不已。而此时，有一个感天动地的秘密计划，已经在他胸中酝酿形成了……

郑振铎知道，眼前最主要的问题是缺钱。他需要大笔的钱，只靠个人微薄的财力，或者再加上身边几位朋友的资助，实在是杯水车薪。另外，那些书商书贩，特别是从北平来的，人数众多，眼手快捷，利之所趋，终日盘踞在四马路一带，自己如果没有一个组织，单枪匹马很难与之抗衡。为了使民族文献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必须另想办法。他想起1939年4月，蒋介石、孔祥熙等人曾特聘马一浮去四川乐山创立和主持“复性书院”，研究“理学”，以“讲明经术”云云；而且，一下子就拨给开办费数万元，以后每月经费数千元。要是将这笔钱用于抢救民族文献，那有多好！但是，蒋、孔这些人，他怎么说得上话呢？他想到了国民政府教育部，想到了陈立夫。一年前，为抢救那部极其珍贵的《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自己不就是通过朋友的关系，向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申请到公款了吗？看来，陈立夫还是懂得一点保护文献的意义的。那么，能不能再走走这条路子呢？他又想到，自己从1927年“四一二”以后，政治上一直是站在共产党一边的，虽然现在国共合作抗日，但恐怕当局对自己仍有成见。那么，应该联合一些没有政治色彩但又爱国的学界著名人士，一起向官方请愿。

经过深思熟虑，郑振铎去找了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商务印书馆的元老、时任董事长张元济、自己任职的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私立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人。这几位都是著名文献学家、有威望的大学者，年龄都比他大，张元济甚至要比他大三十多岁。对于珍本古籍的大量流失，他们也深感痛心，都同意他的想法。于是，在1939年年底，由郑振铎起草，他们联名给重庆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等处写了信。翌年1月5日，他们几位学者又联名给重庆当局拍去了一份长长的电报，痛陈江南文献遭劫的危急状态，指出其严重后果，强烈要求当局拨款予以抢救。而1月5日这一天，郑振铎因为得到敌伪要绑架他的消息，开始离家躲避。他对暨南大学同事周予同说：“我辈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但却有一团浩然之气在……”

1940年1月10日，郑振铎仍一早去暨大上课。下课后他到何校长那里，看到了重庆方面的两份回电。一份是朱家骅打来的。朱家骅不仅是国民党组织部兼“中统”的负责人，同时也是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董事长，其电文曰：“歌（即5日）电敬悉。关心文献，无任钦佩，现正遵嘱筹商进行。谨此奉复。”他看完，真有点兴奋。另一份是朱家骅、陈立夫联署的，文字较长：“歌电奉悉。诸先生关心文献，创议在沪组织购书委员会，从事搜访遗佚，保存文献，以免落入敌手，流出海外，语重心长，钦佩无既。惟值此抗战时期，筹集巨款，深感不易；而汇划至沪，尤属困难。如由沪上热心文化有力人士共同发起一会，筹募款项，先行搜访，以协助政府目前力所不及，将来当由中央偿还本利，收归国有，未识尊见以为如何？谨此奉复，伫候明教。”他读着读着，不觉双眉渐锁：这不是有点像在“踢皮球”吗？如果我们自己“有力”筹募钱款，还要来求你们干什么？当然，这年头当局要筹款、汇款也确实是有困难的。现在，至少他们也肯定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那么，我们就再力争吧。他与张元济等先生相商后，又给重庆发去了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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