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占领上海初期的毒品市场
抗战爆发之前，上海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毒品消费市场。市场上流通的毒品，既有“烟”（鸦片）也有“毒”（吗啡、海洛因及可卡因等合成毒品）。据上海市公安局1935年的统计，全市鸦片消费者人数约为12万人。上海地区（含郊区）每月的鸦片消耗量为600担左右。其中400担为“官土”，主要来自云、贵、川三省。其余200担，则由东北、热河和伊朗等地“非法”输入的“私土”构成。随着抗战的爆发，上海的毒品贸易与消费遭遇了空前危机：不仅“官土”运销中断，走私毒品也因交通阻隔难以为继。毒品供给不得不依靠少量个人走私和战前的“存货”。鸦片的价格也因此由每两3元飙升至15元。
面对毒品贸易这一巨大财源和战争爆发后上海毒品市场的无序状态，日军当局很早就计划将这一“生意”控制在手中。战争初期上海的实际控制者——以楠本实隆为首的“日军上海特务部”——每年的活动经费仅有区区20万元。此外，各级傀儡政权由于收入匮乏，经济上也处于困境之中。因此，在占领华界之后，他们乐观地认为毒品贸易将大大缓解财政上捉襟见肘的窘境。他们估计毒品贸易每年可带来3亿元的可观收入，这些收入主要来自江苏、安徽、浙江和上海等地区。为推动上海地区的毒品贸易，攫取更多财源，日本当局不仅对本国浪人在上海的贩毒行为采取默许态度，甚至还在日军控制的闸北、浦东和公共租界东、北两区实施毒品公卖。
1937年11月，一个背景复杂的日本人藤田勇受上海日军之托，通过“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从伊朗订购了一批重达20万镑的鸦片，用于上海销售。为销售这批鸦片，楠本实隆又将另一名日本浪人——里见甫请来负责此项工作。1938年春，第一批伊朗鸦片到达上海后，里见甫便开始接受订货。由他主持的鸦片贸易十分隐秘，土商只需通过电话即可订货。一旦接到订单，他便派遣部下前往日军上海特务部申领鸦片批文，然后到仓库提货，并在事先约定的地点交易。为保证安全，有时日军也直接参与毒品押送。由于一切都处于秘密状态，这类交易常常被不知内幕的日伪警察所阻碍。
大道政府开征毒品税失败后，相继又有一些本地土商、日本浪人和少量西方侨民试图与日军合作建立毒品贸易垄断组织，但都未能获得成功。面对上海毒品市场复杂的形势，日本人开始意识到，控制上海的鸦片贸易，不仅需要一个有影响力的傀儡政府，同时还要与本地土商合作才能获得成功。因此，1938年2月，在日军的推动下，蒲剑英、方达璋等鸦片商人在沪西曹家渡成立了一个半公开的鸦片销售机构——“上海公卖处”。
尽管如此，当时华中沦陷区的政治、军事形势和上海本地局势，距离日军建立鸦片贸易垄断组织的目标仍有很长一段距离。一方面，日军不愿背负从事毒品贸易的罪名，因此需要一个傀儡政权来为这一行为负责，而当时这一条件显然还不具备；另一方面，此时一个具有足够实力的合作者还没有出现。抗战爆发后，杜月笙避走香港，上海大土商失去了一位可以信赖的、与当局进行交涉的中介人物。尽管有一部分土商愿与日伪当局合作，但这些人缺乏足够的实力和声望，无法达到日军的要求。当然，阻碍毒品垄断机构产生的最重要因素，是鸦片贸易的巨额利润如何分肥，在日军与土商之间并未达成共识。此外，毒品供应商之间的竞争也构成了一个阻碍的因素。为独占中国毒品市场的巨额利润，三井和三菱两家公司展开了激烈竞争。这一竞争直到1939年4月日本外务省出面协调才得以解决。
鸦片与社会漫画（《禁烟半月刊》创刊号1936年6月）
“华中宏济善堂”与战时毒品贸易垄断
至1939年中期时，日本当局在沪建立毒品贸易垄断的条件已完全成熟。首先，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伪政权已建立起来。其次，日本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也已理顺。再次，毒品贸易的中介人物——盛文颐获得了日军的信任。当然，最重要的变化来自抗战总体形势的演变：日军由于深陷中国战场，物资消耗不断增加。日本亟须强化“以战养战”策略，才能在物质上更有力地支持侵华日军。随着兴亚院的成立，原本由军方控制的毒品贸易，转由该机构管理。在兴亚院的主导下，上海乃至华中地区的毒品垄断组织——“华中宏济善堂”在上海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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