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神剧”的衍生逻辑

自2010年前后，我国电视荧幕上陆续出现了一批严重违反历史真实与常识的抗战影视剧。其中影响较大者包括《抗日奇侠》（2010）、《一个鬼子都不留》（2011）、《一起打鬼子》（2015）等。这些作品的普遍特征在于罔顾历史与常理，使抗战题材影视剧成为披着抗战外衣的武侠剧、时尚剧、偶像剧乃至魔幻剧。

《抗日奇侠》（2010）海报

在“抗日神剧”的叙事里，最常见的是屡建奇功的民间武装与草莽英雄。受《亮剑》热播的影响，2005年后，抗战题材影视剧热衷于通过讲述民间抗日英雄的传奇经历而跳脱传统抗战叙事的窠臼，突显故事情节的新颖性与感染力。《抗日奇侠》、《向着炮火前进》（2012）、《箭在弦上》（2012）等作品无不着力刻画传奇的民间抗日志士。然而，这些作品为了吸引观众，忽视了对历史事实的考证，肆无忌惮地虚构离奇桥段。整体而言，“抗日神剧”反历史、反常识的表现可概括为：1.严重夸大主人公个人能力，过度神化我方人物，矮化敌方势力；设置的情节离奇，严重违背军事与生活常识，比如用砖石、弹弓、飞镖、菜刀等土制武器击退日军机械化部队，手撕鬼子、飞针杀敌、手榴弹炸飞机等，把战争诠释为一种带有戏谑意味的杂耍表演；2.将时尚、浪漫乃至情色元素大量植入抗战叙事，使战场成为舞台秀场、战士变为偶像明星、炮火烽烟成为浪漫故事的布景；3.设置荒唐的场景与台词，例如拐弯的子弹、用反瞄准镜的神枪手以及“八年抗战开始了”的对白等。以上三个方面不仅令其难以传递抗战精神，反而因荒诞雷人贻笑大方。

放眼全球不难发现，具有“神剧”特征的战争类影视作品并非中国大陆所独有，在欧美国家以及我国港台地区也不乏其例。例如《他们救活了希特勒的大脑》（美、1968）、《希特勒完蛋了》（俄、2008）与《傻兵立大功》（中国台湾、1981）均将胡乱编造的荒诞笑料嵌入二战叙事之中，《红粉兵团》（中国台湾、1982）则将战争演绎成七个时尚女郎孤军作战的离奇闹剧。即使在《狂怒》（美、2014）等好莱坞大片中，也不乏“孤胆英雄怒摔坦克”等背离常识的场景。而《乌克兰游击队》（乌克兰、1991）里“醉拳杀敌”“脚踢手榴弹”，《漫长的婚约》（法、2004）中“手雷炸飞机”的桥段，与国内“抗日神剧”中的荒诞情景几乎别无二致。战争叙事在世界范围内的混乱与谬妄，归根结底是文化消费主义在全球影视产业中的一种极端化表现。

不言而喻，我国的“抗日神剧”亦是影视创作产业化、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历史产物。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就出现了《关东大侠》（1987）、《关东女侠》（1989）、《烈火金刚》（1991）、《绝境逢生》（1994）、《飞虎队》（1995）等一系列具有明显商业倾向的抗战题材影视剧。为了增强娱乐效果，这些作品已呈现出某些“神剧”特征，譬如《绝境逢生》就用游戏化的方式来表现战斗场面。21世纪以来，随着市场化潮流对抗战影视剧产业的影响加深，相关作品的商业气息也日益浓厚。《举起手来》（2005）、《飞虎群英》（2005）等为凸显娱乐价值而肆意解构抗战历史的作品明显增多，过度商业化的创作现象也从电影银幕蔓延至电视荧屏。由此，“抗日神剧”开始大行其道。

那么，这些“抗日神剧”究竟缘何而来？又为何屡禁不止呢？无疑，商业逻辑主导下无节制的文化消费是催生“抗日神剧”的基本动因。众所周知，当前我国电视台的兴衰主要取决于收视率。而激荡着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又竭力迎合观众娱乐需求的“抗日神剧”往往能获得很好的收视成绩。例如，被视为“抗日神剧”代表作的《抗日奇侠》首播即创下10.52%的收视率，最高时达到16.8%。收视率的高涨，必然伴随着广告收入的暴增。在巨额利润的刺激下，各家电视台自然会争相收购此类作品，促使“抗日神剧”价格飙升。譬如《抗日奇侠》在第二轮播出时，版权费达到200万元/集。

与此同时，“抗日神剧”也大幅提升了优酷、爱奇艺、腾讯、搜狐等视频网站的点击率。譬如，根据新媒体数据监测机构Vlinkage对7000部电视剧在八大视频网站播放量的每日监测数据，在2012年11月，《向着炮火前进》曾以9.07亿的点击率高居当月播放量的榜首。

《向着炮火前进》海报

除了商业因素，过于宽松的审查标准、观众需求和现实环境等因素也为“抗日神剧”的泛滥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当下，管理导向对影视行业的发展常常起着关键性的作用。2010年以来，有关部门对涉案剧、古装剧、穿越剧等片种的监管力度几经调整，而对抗战剧则一直整体上支持，这本来是正确的，但也导致出现“别的（题材）不能获批，或者是争取不来资金”的现象，进而使影视资本扎堆于抗日剧中。由此，即便是制作水平不高的《追击阿多丸》，也能被冠以献礼之作而被推广。同时，为纪念抗战胜利与新中国成立，各大卫视频道多在8-10月间集中播出爱国主义或反法西斯题材作品，良莠不齐的抗战影视剧由此大量登上荧幕。显然，宽松的政策环境无疑正面推动了抗战剧的兴盛，而各类产业资本的介入则是将这一“行业红利”异化为“抗日神剧”的主要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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