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的文字问题，已经成了学术界的一大困扰，作者、编辑、教师、学生各有苦恼。一般认为不少年轻学人缺乏文字的自觉，需要提醒和指导，但问题似乎没有这么简单，年轻学人也有自己的说辞，那文字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水平如何提高？学术论文是需要发表的，这就和刊物有了关系。就文字修改问题，编辑和作者之间，有时也缺少适度的张力，编辑心力交瘁，但作者未必心领，编辑和作者如何同心合力把论文修改好？为此，《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特别邀请四位学者分享其思考与看法，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本组稿件，原文注释从略。

茅海建教授

年龄大了，方知“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之理。（《孟子·离娄上》）

我是一个念书少的人。小学念到五年级便“文革”了，中间空了“文革”的十年，然后上大学了。大学只念了三年（“工农兵学员”），硕士研究生只念了两年（入学时学位条例尚未颁布）。加起来在学校里只念了十年书。我经常自嘲，我是从高尔基《我的大学》那种生活中成长起来的。

正因为如此，《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让我来说“如何才能写好论文”，只好苦笑。这是经受过严格训练的东、西洋博士才可以说的话。虽说我这几十年也写了那几百万字，可好好坏坏，是要让读者来评判的。我不敢去教别人，就说说自己的两段人生经历与两次读书体会。

我很早就当兵了，虽说只是小学五年级程度，在军队里仍被认为是有文化水平的。“文革”时的军队要出墙报，有“理论小组”，要写各类文件和政治报告。我也时常被指派此活。有两类文字我写得比较好，掌握了要领（当然有前辈老手私相传授）：一是各类报告，领导一般只看第一页，如果第一页写好了，领导能看第二页，甚至能全看完，也就成功了。这要求我写一般的报告只能有一页纸，重要的报告可以有多页，但第一页要将主要内容说清楚。二是替领导写讲话稿，要用领导的口气来写。当时军队的领导大多是农民出身，文化程度比较低，上台要念我起草的报告，而且比较喜欢作“大报告”（即长报告之意，起码要讲一刻钟）。这要求我只能写大白话，把“道理”说清楚。写作的时候，心中要有领导——前一类作品，领导是读者，后一类作品，领导才是真正的“作者”。大约见我擅于此道，经常派我来做这些事。我后来看到沈从文的经历，自我感觉有几分像。当然，我最初的基础和军中的读书条件，要比沈从文差，且此类活计也只是兼差而不是专任；至于我的文字水平，要比沈从文差太多。

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编辑，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从自己写稿子到编别人写的稿子，工作经验是完全不一样的。编辑就是读者，一要理解作者的意思，二要让更多的读者明白。到了编辑阶段，任何文章和著作都是被拆成字、词、句、段的，中间的连接点就是标点符号。这是基础性的工作。而《百科全书》的标准就是简要明确，与当时最时尚的文风和文体——“意识流”“朦胧诗”恰好相反。我做了一段时间后，再来检视自己写的文字，发现了许多错字、病句，尤其是标点符号的使用很不准确（我没有经过中学的训练）。学术论文自有其文风要求，另有一整套文体规范。这些都要遵行。高士华兄来信说“很多文章文字差、逻辑混乱”时，我有点小同情，也有点小自傲。这活我也干过。

这两段人生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任何一件作品都是给别人看的，写作的时候，心中要有读者。不同的作品是给不同的读者看的，要用不同的笔，要有不同的文风。工作报告的特点是简短，领导没时间；给领导写讲话稿要注意语气，不能给“大老粗”写“文绉绉”的句子。这两类作品是不发表的，稍有点差错，关系也不大。公开发表的论文、著作和各类文字虽说是给不同读者看的，写法也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要经过第一读者——编辑之手。编辑的水平有高有低，好编辑也不会太多。我过去说过，最好的作品，大多出自无名小辈，需要编辑的眼力；最好的作者，都会犯大大小小的错误，需要有编辑的手力。所谓“眼力”是发现作品的价值，所谓“手力”是指出作者的缺点。此中的最高境界是作者与编辑间的相互欣赏。写作时想到了读者，投稿前想到了编辑，才是一条易行之路。如果能坚持做下去，自然是有回报的。我投出去的稿子，基本上都被接受了，编辑们均认可，觉得处理起来比较方便。我出版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杂志的情况我不知道，书的销售量我是知道的。我有一本书《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很专业，也很厚，印数已达1.5万册，其他书的销量更高。原因大约是尊重读者、文字通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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