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华女儿》(1949)剧照

1949年在全国上映的很多电影，其实质量上都是非常高的，如郑君里(1911-1969)的《乌鸦与麻雀》(1949)、沈浮(1905-1994)的《希望在人间》(1949)、桑弧(1916-2004)的《哀乐中年》(1949)、郑小秋(1910-1989)的《二百五小传》(1949)、黄佐临(1906-1994)的《表》(1949)以及赵明(1915-1999)和严恭(1914-2010)联合导演的《三毛流浪记》(1949)等，但基本属于“海派”——自然延续了好莱坞的风格。

时任中央电影局长的袁牧之(1909-1978)和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的陈波儿(1907-1951)接到了《中华女儿》(1949)已获审通过的通知——这是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于创办之初拍摄的。

《中华女儿》于1949年11月摄制完成，即送中央电影管理局审查，受到中宣部、文化部领导及各方面热烈称赞，认为该片较好塑造了胡秀芝、冷云为代表的抗联女战士的光辉形象。

电影《中华女儿》(1949)中的影像

“八女投江”体现了中华儿女为民族解放事业敢于与日军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该片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风格朴实、自然、激越、乐观，不仅反映了中国妇女献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风貌，而且表现了不甘被奴役的人们是怎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同敌人进行殊死斗争的悲壮图景。

《中华女儿》通过审查后，应有关方面要求，首先被安排为1949年12月10日至16日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妇女代表大会献映。

电影《中华女儿》(1949)中的影像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境内召开的第一个国际性会议，共有23个国家派来代表出席，对提高中国及中国妇女的国际地位，展示新中国及中国妇女的精神风貌，具有颇为重要的意义，因而特意在影片开始加印了英文字幕“献给亚洲妇女代表大会”。

影片在会上放映取得良好效果，代表们从中看到中国妇女在抗日战争中不仅没有走开，而且付出比男性更为沉重的代价。

这时首都电影放映系统获悉后，争相要求拿到影院对外放映。

电影《中华女儿》(1949)中的影像

《中华女儿》的导演凌子风(1917-1999)将这一情况向袁牧之、陈波儿作了反映，他们表示可以满足，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还没有放映过新中国拍摄的影片，净是过去的老片子，应当演我们自己的电影。

只是当时仅有临时赶制的一个拷贝，就交由长安大戏院试映，结果海报刚贴出，买票的人们就一下子排起好长的队伍。

凌子风兴奋地跑到电影院去了解观众反应，亲眼看到随着那参天茂密的大树、湍急流泻的瀑布、巍峨庄严的松林，以及抗联战士打死的大野猪，广阔雪野上孤零零艰难前行的爬犁，活跃在大森林中的抗联战士们的联欢会。

电影《中华女儿》(1949)中的影像

联欢会上欢乐地朝鲜舞，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直至最后七位女战士簇拥着指导员的遗体，被滚滚的江水吞噬等情景，渐次呈现于银幕，观众既觉得新奇，又深受感动，不时还发出细细的叹息声。

1950年1月正式公映后，这样的情景出现在首都乃至全国城乡的各处放映场合。

据统计，该片映出受到广大观众热烈欢迎，各项业务指标都创造了新纪录，仅北京就映出3360场，观众238万人次，发行收入52772万元(旧币)。观看此片的人数，按当时北京常住人口计算，全市城乡人均看片1.1次以上。

电影《中华女儿》(1949)中的影像

《中华女儿》的诞生，源于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48年11月发出的《关于电影工作给东北局宣传部的指示》。这一实际成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纲领的文件，是对创建伊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计划的批复，对电影创作等提出了明确的思想和方针，关于题材范围要求“主要的应是解放区的、现代的、中国的”。

正在积极筹划故事片生产的东影，根据指示加紧相关剧本组织和拍摄工作，积极调遣人员深入工厂、农村和部队，进行“写工农兵”的创作，其中“兵”即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长达14年艰苦斗争的东北抗日民主联军。

1949年，特技制作组在为电影《中华女儿》制作模型

曾是东北抗联著名将领、时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冯仲云，向东影建议“抗联事迹很英勇，很值得用电影的形式来表现。”这一创作任务，交给了刚刚完成东影第一部故事片《桥》(1949)剧本的于敏(1914-2014)和新近随东北文工团调入东影的颜一烟(1912-1997)，二人后来分别成为《赵一曼》(1950)与《中华女儿》的编剧。

上一篇：哈研究机构和媒体关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