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3日，低回的警报声响彻古都南京的上空。国家公祭日的第二年，除了一份国殇之痛，国人的胸中，也有着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壮怀激昂。2015年，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并推出多部抗战题材献礼纪录片——《东方主战场》、《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46南京审判》……不同主题的纪录片有着一脉相承的对地域的亲近热爱，对历史的使命担当。 一、地利拉近情感，也是肩头重任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这是智利纪录片导演顾兹曼的名言。的确，纪录片对刻画时代精神、保存群体记忆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我国艺术界有句话：“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说的是只有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艺术品才能在世界文化宝库里占据一席之地。这句话，放在纪录片也同样合适——一个有着鲜明地域烙印的纪录片作品，往往在记录的功能之外，更有一种情感的凝聚力。 “南京市中山东路307号大院，励志社的三幢中国传统风格样式的建筑，静静矗立在这里已经84年，1947年2月6日，在励志社西北角的大礼堂，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迎来了待望已久的重头戏：公审日本战犯谷寿夫……”《1946南京审判》的镜头徐徐拉开，现实存在的原励志社大院，此刻对于观众，仿佛成为进入历史长河的入口，非常有代入感。 抗战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战胜国组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一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震动。当时，在我国南京、上海、台北等十处也成立了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目的是将违反战争法规的现地责任者（乙级战犯）及直接执行者（丙级战犯）绳之以法，其中以南京的审判最为重要。然而，相比东京审判，知道南京审判的人就要少很多了，事实上，正是南京审判，将南京大屠杀被害总数确定为30万人以上。 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首恶谷寿夫的判决书，今天被陈列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都市的发展建设日新月异，江东门地区已经从荒郊成为了现代化的都市一隅。这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是建在白骨堆之上的。有资料证实，这个万人坑周围，共埋尸达具。 2014年12月13日，是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公祭日后的14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重新对外开放，馆方统计，当日参观人数达到10.35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当年的参观总人次也创下建馆29年来最高纪录。应该说，正是因为在南京，还存有这样的建筑、遗迹，大家共同的追思才有了载体，这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爱好和平的人的共同目的地。地利，承载了一种历史使命，也拉近了人们的距离。 2015年12月6日，在第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来临之际，江苏广电总台制作的纪录片《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公开放映。西方人对日军暴行的记录及其自身的战争体验，使得南京记忆自开始就不局限于中国，而具有人类记忆的普遍价值。 二、地利是深厚积淀，是资料珍藏和素材宝库 《1946南京审判》电视纪录片，文字首稿的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严海建，他主要从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战争与社会记忆、日本乙丙级战犯审判研究。 国内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从南京大学开始，自1960年到现在已有55年。近些年，国内史学界尤其是对南京大屠杀课题的研究更是取得了不少成果。在南京大屠杀研究学者张连红、许书宏的《近几年来国内南京大屠杀研究综述》文章中记叙：199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南京学术界成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1998年，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这两个组织成立后，一方面开展了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幸存者和目击者的社会调查和研究，另一方面，组织了多次国内、国际学术研讨活动，这些活动大大推动了南京大屠杀这一课题的研究。 2015年1月，以严海建的学术稿为基础，由国家广电总局重大题材小组牵头，在北京召开重点项目题材研讨会，确定央视邓建勇为《1946南京审判》总撰稿，继而开始国内部分的拍摄。找素材——照片、资料，一个重要途径，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提供的一些联系方式，还有很多线索及素材，也直接得益于江苏台电视纪录片的资源积累。 据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创作中心主任蒋文博介绍，对于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而言，二十年前江苏台就已经创作了纪录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见证》及《16张照片的故事》，此后的《1937南京真相》和《1937南京记忆》两部纪录片也都清晰而饱满地呈现了那一段历史。 三、地利是灵魂家园，存着生生不息的承袭关系 继续以南京大屠杀题材为例。1947年2月6日至8日，法庭对南京大屠杀首恶谷寿夫进行公审，然而谷寿夫拒不认罪。南京军事法庭贴出了一张引人关注的布告，向南京市民征集有关日本战犯谷寿夫的罪证，就在那个秋天，南京青年吴璇看到了刚刚张贴出的布告。 “他的心狂跳不已——因为，他一直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就在这天晚上，吴璇回到四条巷的家中，翻出一本珍藏了8年多、贴有16张发黄照片的相册。这些相片都是当年参加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士兵自己拍摄的杀人或强奸暴行现场的场景。” 上述片段，是在纪录片《16张照片的故事》中，已经去世的“京字第一号证据”提供者吴璇留下的珍贵影像，影像还原了吴璇老人激动的神情和话语：“当时作为我来讲，正是这照片去扬眉吐气的时候，需要它作证的时候，所以我决定送到现在的中山东路市总工会对面，有一个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我就送到那去了。” 吴璇已经去世，但作为“京字第一号证据”的提供者，他的这段影像被运用到了《1946南京审判》中。《1946南京审判》的制片人高巍说，纪录片越拍就越发现，有很多东西可以去挖。《1946南京审判》也挖掘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拍摄过程中在日本发现的《南京战史》，这部书连最初撰稿的高校专家都没有见过。 笔者还了解到，《1946南京审判》还首次得到了一份当时记录南京军事法庭寻找证据的报纸，提供人是92岁的王火——当年《时事新报》的记者。而王火的线索，是资深纪录片导演吴建宁提供的，他在2006年前采访过王火，拍了4集纪录片《见证南京大屠杀》。高巍说，在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线索很多，有时候因为篇幅有限，没有展开，但一有机会，就又可以深挖到以前没有展开的东西，得到很多解开历史谜团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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