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稿路上，陷阱、大坑小坑无数，编辑不得不步步惊心，时刻提防。

1200 多年前，“诗仙”李白一边苦闷着“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一边逸兴遄飞地吟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1200 多年后的今天，庚子鼠年上半场，一边是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流行的大瘟疫让各国陷入行路难的困境；一边是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大红大紫，“乘风破浪”迅疾成为爆款时髦词。

实则，相较于热闹喧腾的娱乐圈，2020 年上半年的出版圈在新冠疫情影响下，乘风破浪的少，行路难、多歧路的多。而编辑，作为出版圈的传统骨干力量和内容审查主体，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其审稿的程序和标准是较为稳定的。虽则稳定，但对于每一个编辑来说，将一部新书稿打磨成一本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读物，不啻一段披荆斩棘的行路历程。

披荆斩棘，栉风沐雨，为的是经过艰苦作业，打造出合格的出版物。然而，审稿路上，陷阱、大坑小坑无数，编辑不得不步步惊心，时刻提防。

导向、基调坑：于无声处惊雷

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行业也有行业的规矩和制度，对出版行业来说，国务院2016 年修订并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就是编辑审查书稿主题时要参考和遵照的重要依据。条例规定，“出版单位实行编辑责任制度，保障出版物刊载的内容符合本条例的规定”，也就是说编辑对书稿的内容审查负有主体责任。

同时，《出版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了出版物不得含有的内容，比如“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那么有关香港、台湾、西藏、新疆、南海等内容表述就值得特别关注，比如称呼香港为“殖民地”，将台湾与其他国家并列，绘制中国地图时漏掉南海九段线等，这些表述都是错误的，属于典型的、严重的政治性差错。编辑审稿时对此应高度重视，避免一头栽进政治导向坑中。比如“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有的书稿会在不经意间涉及少数民族的信仰、风俗和饮食习惯等方面的信息，措辞稍有疏忽，便会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这属于民族问题导向坑。比如“宣扬邪教、迷信的”，有的书稿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在书稿中大幅宣扬邪教的宗旨和传教过程，误导人们“确信其事”，或者打着传承传统文化的旗子，在书稿中大肆描摹风水、算命等封建迷信内容，都是不可取的。编辑在审稿时要有分辨的能力，及时处理相关文字，以免掉进这个“邪教、迷信”的坑。另外，还有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这种 “黄、赌、毒、罪”的传播不良风气的导向坑，也是编辑审稿中应该着重关注和警惕的部分。

除了以上较为明显的政治性差错坑、民族问题导向坑、宣扬邪教迷信坑、宣扬违法犯罪坑等，审稿时，还应特别关注某些与现行宪法不一致的主题言论，比如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有的书稿内容却出现“法治是以约束为主的，把人捆绑起来是其主要机制”“在以法治为中心的神教教义或政治哲学中，根本没有人的向上成长这个维度”，这样的表述即为明显的错误导向坑，应该警惕并处理。

与主题导向坑相比，基调歪斜的坑就显得更为隐蔽和低调。

书稿基调不正确也是个大坑，大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为历史人物翻案的所谓新锐前沿思想，比如对汉奸、卖国贼汪精卫的评价，近年来有学者打着学术探讨的名义撰写文章，认为汪精卫做汉奸是特殊历史时期的另一种曲线救国，试图以此为汪精卫正名。这类论述极易形成基调歪斜的坑，审稿编辑不得不慎重。

此外，随着近年来传统文化热潮兴起，人们对传统文化和古代圣贤的推崇也水涨船高到一个新的顶点，但对其评价不应过度用力、过分吹嘘，比如“没有圣人就没有中国，没有尧舜禹这样的圣王，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此等溢美之词，可以休矣。

第二类是立场偏颇的基调。在涉及古代一些历史事实的表述时，作者应保持较为公正中性的立场进行评骘，不应代入过多个人主观的意愿，尤其是这种主观意愿与现行的意识形态相左，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是片面的，甚至是偏离的。比如有的书稿中谈及清军，尤其是湘军、楚军和太平天国军队之间的战争，作者行文时，对太平天国、太平军的用语，沿袭清朝、湘军、楚军立场，多以“匪”“贼”“寇”称之。于湘军、楚军，誉其为“礼仪之师”；于太平军，则冠以“野蛮之师”，读者阅文后，正邪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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