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秦一族是一个诞生在山东这一沃土上的历史悠久的古老氏族，它在严酷、激烈、频繁的战争中的发展、壮大，最后成为第一次真正完成统一全国的优秀集团，是长期不懈奋斗的结果。然而，就其建立的秦王朝而言，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存在仅仅15 个年头的王朝，已经逝去2200 余年，它建立的制度和创造的文化虽然已经潜移默化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但今天仍然任我们凭吊的也就是长城、灵渠、秦始皇陵和兵马俑了。

嬴秦一族的历史尽管已经“往事越千年”，可它的兴盛衰亡依然让人们不停地思考和品评，从中寻觅具有永恒意义的经验和教训。后人最大的疑问是:当年那个气吞万里如虎的秦始皇，为什么留下这么一群颟顸无能、败家无比的君臣?当年那支气势如虹，翦灭六国、驱逐匈奴、征伐岭南百越的威武之师——秦军，为什么在与匆匆组织起来、训练和装备都与自己相差甚远的起义军对阵时败多胜少，最后非降即灭呢？

一、一个王朝或政权的兴衰存废，根本原因在于人心向背

嬴秦在东周时期于关中立国后，开始了它一直昂扬向上的发展，而在商鞅变法后更是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最后在秦王政继位后，跃入高歌猛进的新时代，直至“六王毕，四海一”，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完成真正的统一大业，达到巅峰。贯穿其中的是不断改革，不断回应百姓的诉求，满足百姓的愿望，使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百姓生活不断得到改善，因而拥护和支持秦国为完成统一实行的各种制度、政策和举措，从军参战，服徭役，供粮秣，从而使秦国的统一大业高奏了胜利的凯歌。秦朝统一后，虽然也建立了一整套促进国家统一和社会进步的制度，推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巩固统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政策措施，但是，秦朝一直没有完成从战时政策到和平时期政策的转变，而是加倍征敛，使用民力巨大而急促，沉重的赋税、繁重的徭役，严酷的刑罚使百姓失去“生之乐趣”，百姓由秦朝的拥护者变成了秦朝的造反者。正是他们掀起的农民战争的怒涛巨浪，将空前强大的秦王朝吞噬了。对此，秦始皇到死也没有丝毫觉察，稍有觉察的人如李斯、冯劫、冯去疾等都被二世和赵高处死，而二世和赵高死到临头也是浑浑噩噩，缺乏稍许的清醒。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国家举办和实施的强国利民的公共工程也必须量力而行，超过国力和民力的公共工程密集上马，如长城、灵渠、驰道、直道等相继或同时开工，只能增加百姓的负担，激化阶级和社会矛盾。而为了统治者生前和死后享受的工程，如阿房宫和骊山陵墓等，更纯粹是劳民伤财，徒然增加国家和百姓负担。所以，好事也须量力，不能一天干完一年的工程。

二、一个王朝或政权的兴衰存废，选择什么思想作为治国理政的指导原则至关重要；善待知识分子，容忍不同思想和学术的存在至关重要

秦朝选择“独尊法术”作为治国行政的理念，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孔子周游列国并未涉足秦国，在春秋时期儒学的初创阶段，其对秦国的影响显然是十分微弱的。到了战国时期，兴起了“百家争鸣”的思潮，各学派间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儒与墨、道、法诸家之间的诘辩尤为激烈。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形成了法制传统，儒学在秦国很难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不过，这并不等于说，儒学在秦国一点影响也没有。在战国时期列国间人员往来频繁的情况下，各种学说都会在国与国之间传播。儒家著名代表人物荀子曾涉足秦国，吕不韦的宾客中也有一批儒家学者，因而《吕氏春秋》一书中展现了不少儒学的观点。如民本思想：“宗庙之本在于民。”［1］仁政观念：“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无不行也。”［2］修齐治平的理论：“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3］如此等等。以致有不少学者认为《吕氏春秋》的主导思想也是儒学。这表明儒学在秦国已经传播并产生了影响。秦王嬴政逼杀吕不韦，但并没有烧掉他主持编写的这部著作，也没有下令禁止其流布。全国统一后，秦朝建立了博士制度，被征召担任博士的知识分子尽管万分复杂，可能包括各学派的代表人物，但就可考的博士里籍看，其大多数为齐鲁儒生。这些儒生参与议政，备顾问，制礼作乐，管理国家图书典册，自然也能宣传儒家思想，扩大儒学在秦国的影响。而刚刚完成全国统一的秦始皇，一开始对这种思想也表现了一种宽容的态度，自觉不自觉地吸纳各种思想为自己的新王朝服务。秦始皇在多次出巡中，都带着大批博士、儒生，以便随时就各种知识与古代礼仪向他们咨询。如到泰山行封禅大典，其仪式就主要听取了儒生们的意见。就是李斯这位法家代表人物，由于曾师从荀子学习儒家学说，也不能不接受儒学的某些思想影响。他为秦始皇撰写的那些石刻文字，也不时露出儒学的理念。应该看到，儒学所倡导的仁义道德、等级秩序以及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思想观念，对于实现统一、进入和平发展阶段的秦王朝来说，是一种比较适合的行政理论。如果秦王朝能够自觉地认识和运用这些理论，对于维护自己统治的长治久安是有益的。然而，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秦始皇、李斯等秦王朝的当权派，继承的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制传统，他们对儒学某些理念的吸纳并不是出于理性的自觉，并且，法家学说对儒学的不少内容是采取批判和排拒态度的。而在刚刚统一的秦王朝，大批儒家知识分子还没有被改造到完全适应的状态，他们往往遇事张扬自己的学派意识，对秦王朝的各项制度和政策进行肆无忌惮的批评。如此一来，思想上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再加上方士们参与其中，就使冲突最后酿成了“焚书坑儒”的惨祸。不管秦王朝实行此措施有多少理由，焚书坑儒都是暴行和蠢行，都是其知识分子政策的重大失误。以齐鲁儒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从战国时期的列国林立状态汇集到统一的秦帝国的庙堂，除少数隐居岩穴的清高之士外，绝大部分都愿意以自己的知识技能为秦王朝服务。观其在战国时期风尘仆仆奔走列国间择主而事的情况，就说明他们对服务对象的选择是不分国别的。条件仅仅是是否信任自己，自己值不值得为之服务。因此，如何调动这批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秦王朝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应该是秦朝知识分子政策着力解决的问题。可惜秦始皇、李斯在此问题上完全采取了错误的政策。第一，秦始皇与李斯没有从思想上认识知识分子，尤其是儒生和儒学的重要性，根本不了解“逆取顺守”的真理，不了解儒学在和平时期维护稳定秩序的重要作用。在全国已经统一、历史已经转入发展经济和文化的和平时期，仍然坚持战争年代即夺取政权时期的指导思想和用人政策。其所重用之人，非好大喜功之武夫，即刻薄寡恩之狱吏。他们顽固地坚持法家思想，只能将秦朝的政策推向对内残酷压榨、对外穷兵黩武的绝路。第二，无论从什么角度看，“焚书坑儒”都只能是一次空前的愚蠢和野蛮的暴行。它既是战国时期“礼贤下士”之风的反动，也是对“百家争鸣”学术思潮的扼杀，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次大倒退，它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秦始皇和李斯满以为，通过“焚书”可以统一人们的思想，朝野再也不会发出与统治思想不同的声音；通过“坑儒”能够从肉体上消灭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朝野再也不会有人犯上作乱了。然而，与秦始皇和李斯的愿望相反，“焚书”并不能烧掉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自由思考的本能，“坑儒”也不可能将持不同政见者一网打尽。这一暴行彻底打掉了儒生们对秦王朝的最后一点幻想，使之产生了对秦王朝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大概除了周青臣之类少数死心塌地的拥秦分子之外，绝大部分在朝与在野的儒生们都放弃了与秦朝继续合作的愿望。博士与诸生中的劫后余生者，有的相继逃出咸阳，有的虚与委蛇，而更多的在野者则彻底打消了出仕秦朝的念头。当秦末农民战争的烈火燃起的时候，儒生们便公开地站到了秦王朝的对立面，勇敢地投入起义队伍，与造反的农民相结合，变成了反秦的重要力量。孔子的九世孙孔鲋（甲），怀抱礼器，毅然投奔陈涉，被任为博士，最后与陈涉一同死难。博士叔孙通、御史张苍等人也由秦朝的官吏投降起义军，后来成为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历史的发展往往与当权者的愿望背道而驰。当焚书的烟焰还没有散尽，儒生们的鲜血还在渭水之滨汩汩流淌的时候，东方的原野上已经响起了人民反秦的怒吼。秦始皇和他的王朝为自己的野蛮举措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这就是秦朝的二世而亡和嬴姓皇族的绝嗣灭宗。唐朝诗人章碣写了《焚书坑》一诗，慨叹秦朝的“焚书坑儒”虐杀了大批儒家知识分子，但巩固和保卫自己王朝的愿望落空了。它没有亡于手无寸铁的儒生，而是被两个不读书的浑小子刘邦和项羽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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