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需要钱，这一点，人们耳熟能详。抗战期间，郭沫若曾经转引英国吉清纳元帅的话说：“现代战争的要素有三，便是人力、财力、火力。其中，财力的动员尤其重要，决定着其他因素的动员能否真正落到实处。”财政动员包括政策、实践层面很多内容，比如增加税收、发行债券、金融统制等等，最直接也最主要的是为战争提供足够的军费且保证调度方便。正因此，1937年六七月间，当战争阴云笼罩华北上空时，蒋介石与外籍财政顾问史典法尼频频会面，讨论最多的就是财政及国防经济问题。而在这前后，正是出于对钱的敏感，国民政府考虑、策划和组织了大规模的银行现金移运，从中可以看到国民政府应对战争的努力及局限。

风吹草动下的现银关切

1935年底，由于日本的压迫，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华北特殊化”成为事实。毋庸置疑，冀察政务委员会具有一定的日本背景，聚集了一批亲日分子，所执行的政策相当程度上要顾及日本的利益。1936年上半年，围绕着外资银行现银移运问题，华北地方当局与南京中央之间发生争执。

法币百元钞票

法币改革之后，中国货币体制由银本位制度转向纸币制度，外资银行经过与中国财经当局谈判，相继接受这一制度转型，缴出行中现银，兑换法币。1936年初，华北地区除日本以外的外资银行均与中国达成协议，将现银南运，兑换法币。但是，外资银行现银南运时，却杀出了一个程咬金，外交部部长张群在给财政部的函电中讲道：“津埠汇丰、麦加利、花旗、中法工商、德华、华比、华义等银行，现存白银共计472万余元，本拟运往上海，调换中国法币，并领有财政部护照在案，惟天津海关不准放行，致迄今未能起运。”天津海关不放行，缘于华北地方当局的指使。天津市市长萧振瀛指责上海方面以另给利息换取现银南运，他打电报给财政部长孔祥熙说，一个地方安定人心，全在现洋。一旦现银南运，必然动摇平津地区的金融基础，更关键的，他指责外籍银行现洋南运，是因为运到上海后，会另给利息，平市则无。

对于萧振瀛的指责，孔祥熙矢口否认，回电萧振瀛：“沪上外商银行兑换法币之三行，并未有优厚之规定，接洽数月，始行交出，而日本在沪各银行，至今尚未遵办，足证传闻之词，幸勿置信。”不过，萧的指责确也不是空穴来风。3月31日，外交部部长张群在致财政部函中说道：“可否将各该银行现存白银，就近扫数交由天津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收领，换给法币，并请援照上海各国银行移交白银办法，按三分之二核给五厘利息二年，以符法令，并使京沪办法，得归一律。”可见，上海方面似有优惠措施换取外资银行现银南运，只是由于华北当局的阻挠，才使这一做法无法实施。上海方面的举措当然不会仅仅是地方所为，背后离不开国民政府的支持。

经过交涉，国民政府对华北地方当局做出退让，允许外资银行现银暂不南运，华北地方当局则得寸进尺，继续向南京方面施加压力，要求由河北省银行单独收兑华北地区外资银行所存现银。对此，孔祥熙强调此项现银不可由地方银行单独收兑，按规定必须统一交给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兑换法币，这是全国一律的行为。不过顾虑到华北的特殊性，尤其考虑到华北地方当局背后的日本因素，孔祥熙不得不再次向华北地方当局作出让步，同意由中交两行与河北省银行会同收兑。

国民政府与华北地方当局围绕着外资银行现银兑付的交涉，孤立地看，似乎只是中央和地方间的利益之争，但如果把眼光放长向前延伸，或会发现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早在法币改革刚刚开始的1935年11月9日，华北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武官高桥坦向宋哲元提出的《华北金融紧急防卫要纲》中，就要求禁止华北现银南运。宋哲元同意了日本这一要求，和河北省主席商震、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一起，下令禁止现银南运。可见，华北地方当局对现银的控制企图，背后实际还有日本指使并撑腰。

国民政府围绕着现银南运问题和华北地方当局的角力，虽以国民政府的退让告终，但可以看出此时南京方面已经开始注意现银的集中。之后，随着中日关系日渐紧张，国民政府集中现银的要求日益迫切。1936年8月下旬成都事件和9月初北海事件相继发生，中日间围绕两案展开交涉，日本施以武力威胁，两国间呈剑拔弩张之势。9月24日，蒋介石与吴鼎昌、王世杰商谈对日外交时已经谈到：“我当早日准备整个之计划，如战争一开，决为长期战争，以期最后胜利也。”基于这样的判断，蒋开始筹谋紧急调运现银，以防不测。同日，蒋特电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告以：“对日外交形势难免破裂，请兄从速准备以免不测。”并嘱其密切注意侦察日本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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